第三章 未解忆长安 (第3/3页)
做“阿房宫”。名字漂亮极了，可惜设备方面同所演的片子，糟到了不可言状，最大的毛病，乃是电力不足。因为长安城没有电灯，而南苑（院）们一带是商业中心，所以这一家阿房宫电影院，便作起投机事业。一架小小的磨电机，除掉自己演电影之外，兼供给南苑（院）门一带铺户用电，所以铺户的电灯既不明亮，而电影演起来，更觉感光之不足了。
长安城的鸦片是“公吸”“公卖”的制度，就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都会吸鸦片。朋友见面，互以鸦片相让，其殷勤态度，实过于让香烟者数倍。假如有一个人，不会抽鸦片，那末他们认为奇人之谈，同时发出一种疑问：“为什么不会吸鸦片？那是顶上的补品呢！”统塞长安市上的，都是***的铺子。谈到价钱，便宜极了，一块钱平均可以买到四两以至六两之多。***的铺子门前，都悬着一个小方灯，四面，一面一个字，是“清水净烟”——意思是不掺烟灰。最著名一家，称作“歪十字”。每天清晨，老太太小姐们，提着小筐子，挤在那里去买。这个五十钱，那个三十钱。买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旁边的烟店，比栉的都是，但都要挤到“歪十字”去买。还有，长安城中，下街收买“烟灰”的，非常之多，只要你到长安去，便可以使你看到，提着筐子的小贩，筐里面放着烟灯，烟杆……之类，同时口里喊着：“烟灰呀！烟灰呀！”。烟灰拿来卖钱也可以，拿来换烟具也可以，这真是一种特殊的买卖！
推其长安烟风之所以如是之盛，唯一的答案乃是由“烟税”的关系！所以本地人譬如有田地一顷，那末他要种八十亩烟，只拿二十亩来种粮。你如果问他：“为何如此？”他说的好：“先要解决我这一年的烟的问题之后，再来谈吃饭吧！”所以本地的粮食都要仰仗于外省。
长安本地人的生活，本没什么稀奇的地方，不过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风俗，乃是“装乞丐”。 长安的乞丐，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乞丐，多半都是有产之家，因为避免当地土匪的援乱起见，不得不来“装穷”，所以他们身怀烟具，沿街乞讨。讨来的饭，便吃，讨来钱，便买烟抽。这种现象，很是特别，然亦可见长安附近之匪炽了。
这就是民国十四年徐永昌看到的长安，要不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了前后两个长安的变化，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是同一个城市。徐永昌去金陵军事委员会任职之前，曾经在晋绥相继担任政府职务，晋绥与西北边区关系不错，经常互相学习，徐永昌也曾经来长安参观考察市政经济民生情况，他知道现在的长安，鸦片早已被禁绝了，原来的烟铺被各种杂货铺、书报亭代替。二五计划刚开始长安自来水公司就为市民提供了生活用水，市政照明均改为电灯，整洁的街道边没有乞丐的踪迹，西北嘎斯汽车公司生产的公交车辆不时驶过，伴随它们的是大队的自行车。
长安市内道路用的都是国内罕见的煤渣路，三十年代只有金陵的中山路是沥青铺路，煤渣路算是很高档了。三十年代华夏国由于没有石化工业，沥青来源要靠进口，好在西北有着玉门油田、酒东油田、青西油田这些原油产地，合资的西北美孚石化公司有着很大规模的炼油厂和配套石化厂，沥青产量有一定保证，但是都用来修筑战略公路了，军事委员会总是有着奇怪的想法，比如来自绥远西部的参政员就揭发军方他们用沥青修建了从定远营到外蒙古的公路（苏联的军事援助通道），你说那荒原上的路，有谁走啊？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觉得市内的道路不如荒郊野外的公路好，实在岂有此理。但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西北路网建设有指导权，他们坚持军事优先，别人也没办法。话说回来即使是煤渣路，也是华夏民国内一流的市政道路了。
衣食住行是看一个城市进步的标杆，西北边区的工业改变了长安人的这一切。对于外地来到长安的人而言，长安的交通是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长安人颇以自己方便的市内交通为自豪，首先是路好；其次是长安人有车，自行车。自行车在长安的普及，是西北工业特区的功劳。民国三十年代的自行车是很贵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为成都人叫魂》中回忆说，抗战前一辆自行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原因很简单，民国时代没有完全国产的自行车。截止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市，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轮、牙盘等关键零件，大家只能生产车架、车把、链条、鞍座、脚踏、辐条，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国进口，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组装成一辆号称“国货”的自行车。
在这个时空，韩城和酒泉工业特区里有着大量的为汽车、化工配套的机械加工企业，对于能做汽车变速箱配套的齿轮加工厂而言，自行车的齿轮简直是小菜一碟，而韩城、酒泉的钢铁厂又解决了自行车的原材料问题，于是不少头脑灵活的江浙企业家就看中了酒泉自行车的生产潜力，后来风行全国的永久、神行太保等自行车厂家，蜂拥而至开设工厂，从而在韩城形成了一个齐备的自行车产业链。完全国产化后，自行车的生产能力仅仅受到了市场需求的限制，自行车具备了工业化生产能力后，成本迅速下降，通过玉潼铁路和陇海铁路，迅速行销全国。
神行太保自行车厂是经营最灵活的一家，他们推出了木兰自行车，针对女性或学生的车型，走平价路线，把价格一下子打到30大洋以下，顿时风靡全国。木兰自行车推出的民国二十四年是被媒体惊呼为自行车元年。西北产的自行车在上海市热卖，连当时的电影明星都不能免俗，当时的报纸写道：
备一部包车，要用一个车夫，实在吃勿消，因此自由车（作者注：民国时代自行车的别称）威风了起来，连得陈云裳两腿之间骑马势一摆，也踏起脚踏车来了。陈云裳有啥花头？顾兰君总归要轧回台型，汽车束诸高阁，看见陈云裳学脚踏车，马上闪电似的甩四十块钱买了一部七八成新的自由车，浑身西装打扮，墨黑一副眼镜，在《白兰花》拍摄时就出现了，踏进踏出，真个是神气活现。刘琼也骑了一辆车子凑热闹。岳老爷一看，脚踏车踏得远，东打听，西打听，花了一百块钱，和人家研究价钱，也买了一部脚踏车。
长安市民们作为最接近韩城、酒泉工业特区的都市消费人群，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各大自行车厂在长安都有完善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于是很快，自行车就普及开了。
自行车车型有男车和坤车之分。男车有横梁，坤车是弯梁，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车。骑自行车还有两个约定俗成的“讲究”：骑男车的要穿着休闲式西服，不能打领带。骑坤车要穿毛料子长衫，底下是西服裤子、皮鞋，女士多讲究穿短款裙子。当时的长安还出现过“玩车一族”，也就是把自行车捯饬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车把上装上反光镜，有的给车把配上颜色鲜艳且带长穗儿的把套儿。有的给车安上双响的铃铛，一按铃铛把儿，铃声清脆悦耳。那时长安不少车主都给自行车安上磨电灯。到抗战爆发前，长安已经有二万辆自行车跑在路上。
酒吧里的乐队正演奏着悠扬的爵士乐，窗外虽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但是仍然有年轻人们骑着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奔向自己亮着电灯的家，徐永昌觉得日新月异的长安真是一片乱世中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