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未解忆长安 (第2/3页)
厚（以铁路为例，二五计划期间西北铁路营业额持续攀升。），作为担保方的西北发展银行或者西北其他融资平台资产资产丰厚，华夏民国的各银行对西北的债券等金融产品趋之若鹜，北四行就购买了大量的西北电力债、邮电债，这还嫌不过瘾，又斥资在西北开始买地，开发起房地产来。
随着西北的各项实业蒸蒸日上，西北主要城市作为工商运输业枢纽和文化教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渐凸显，北四行就很看好韩城开发区、长安、兰州的房地产，问题是西北边区政府真的精得跟猴子一般，他们早就趁西北大旱灾，土地跌到一文不值的时候，实行合作化，把农村地权都归拢到农业合作社名下。至于城市的地权，则利用政府掌握着铁路线路和各项开发规划的机会，提早以低价收购、旧城区改造或者铁路、工矿股票置换的形式，从私人手中巧取豪夺了去。卖地所得款被投入了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西北各城市的面貌得以日新月异地改善。
北四行这样的地产开发商或者业主，只好从西北边区政府手里买地，于是西北边区政府每年的土地拍卖就成了国内大公司们投标竞买的盛宴。比如这派克大厦的地，就是1932年北四行用百万元以上高价从竞争对手手里抢下来的，单价弄得跟上海市租界的地一样贵了。好在西北的经济发展那是杠杠的没话说，派克大厦建成后，无论是酒店、办公楼、公寓楼都是贵客盈门，财源广进，喜得北四行董事们眉开眼笑，据说他们准备再去兰州大展拳脚，那里石化企业扎堆，楼一定更好卖。
俞大维在亲身到长安以前是不敢想象这里居然有如此现代化的西方式的酒店的，他透过玻璃窗，望着华灯初上的日新月异的长安街景。长安电力是充沛的，西北煤炭最早来自韩城开发区附近的矿山，质量又好数量又多，后来又补充了玉门、天水、甘州等煤矿，这里的电力电灯公司也是来自上海市商人投资运营的，西北政府采取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像电力这样的公用事业，基本上交给有实力有经验的国内私营股份制企业开发。上海的实业家们既有国际视野和现代企业运作经验，又能享受到西北扶持民族工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成为了西北现代工业的奠基群体主力军。
有了上海的供电经验，长安电力公司发展十分顺利，而且由于西北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通盘考虑的，电力公司还与长安路政联合开发了石灰煤渣混合料路面,利用发电产生的大量废弃煤渣，改善道路。民国二十年开始在长安的黑色路面下铺筑石灰煤渣土试验路面,民国二十二年在全边区推广这一技术，现在这种路面已经成为西北市政道路的主流了。
俞大维捧着硕大的啤酒杯子已经微醺，他的酒量其实一般，夏夜里，他只穿着白色衬衫，有个小领结；对面的徐永昌则依旧是一件浅色长衫，清瘦的脸也被啤酒烧得有些红了，酒吧的吊扇使劲儿地给他们吹着风，这吊扇也是西北韩城开发区的产品，华生牌的，上海私营电扇厂跑到兰州设厂生产的。
这个建在底层的酒吧，面对着长安最热闹的商业街，建筑师设计了落地窗，让酒吧里的客人可以观景饮酒。落地窗甚至俞大维手里的啤酒杯子的玻璃原料也都是韩城开发区里企业产的，这个玻璃厂叫信成广玻璃厂，它的老板是来自鲁省博山。博山作玻璃源远流长，光绪三十年初,鲁省巡抚周馥批准山东省农工商各局关于创办博山玻璃公司的呈文,准予开办,并拨库银五万两作为官股。由张謇、许鼎霖、顾思远等人负责,购置博山城北“六十亩圈”作为厂址,筹建博山玻璃公司。
据记载,自1914年至1919年,博山的小型玻璃生产作坊如雨后春笋般骤兴,盛时多至十数家,年产达7000余箱,一时出现了博山平板玻璃的盛世。其开创之功,非博山玻璃公司莫属。
据《华夏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载文称:“博山为中国第一之玻璃制造地,原料与燃料之丰富,以及工资之低廉,为其发达之最要素。欧战以来,外货一时输入杜绝,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声价,北自满蒙,南至南洋,殆无不知博山玻璃之名者。”民国商务印书馆编印的《重编日用百科全书》中册,物产玻璃项下说:“吾国组织玻璃厂,始于前清光绪季年,时有山东博山玻璃厂。”可见其影响之大。
西北边区政府实行农村合作化改革，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和尊重私人财产，鼓励原来的地主们用土地置换公有的企业股票，或者用土地向银行抵押换取工业企业的创业基金，有几位秦省的士绅们就以土地获取了创业基金，与博山信成广合伙，开设了玻璃厂。西北边区政府的工业政策是鼓励地主向企业主转化的，西北边区政府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政府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中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对于那些资金投入大，回收周期长、操作技术性强复杂的项目，比如合金钢的科研开发，比如白银矿山的开发、车床厂、齿轮厂等，都是政府操刀；对于如自行车、玻璃等轻工业产品或者民用建筑业等，政府放手让私营企业去开发。这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信成广玻璃厂，就迅速发展起来，现在徐老板已经举家从山东搬到了韩城居住，而且还开设了一座耐火材料厂，继续和那几位秦省的地主们（现在已经是企业主啦，作玻璃赚钱比收租子快得多）合作，雄心勃勃要吃下秦省正在陆续开张的几家钢铁厂的耐火材料生意。
坐在充满了异国风情的酒吧里，享受着西北十年以来现代化建设的产品，徐永昌心中百感交集。徐永昌和俞大维不一样，他1925年就和刘琨一起带兵进入过长安，当年的长安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徐永昌到现在还记得民国14年时候刊登在长安本地小报上面一篇本地文人戏说长安民俗的文章，大致是这样写的：
长安，因处在高原之地，饮水方面，非常困难。往往打井三十丈，还不见水，即或有水，也是鹹（咸）的不得拿来喝，所以家家固然都有井，而天天饮水，依然要出去买。唯其水是这样困难，所以去买水，而水的价钱也特别贵，平均每担水非要五十六钱不可。至于自来水，那更谈不到了。
长安的酒，本地制的，火酒质太多，外边来的，又特别贵。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清真的“西来堂”吃饭，喝了一瓶五星啤酒，算帐的时节，他开了一元五角八分。当时我觉得非常之怪，后来看到了瓶子，却然怪了——瓶子上的税票都贴满了！茶叶也非常之贵。大约长安的日用物品的来源，差不多是来自陇海路，而交通又这样不便，自然难怪其昂贵了。
至于吃的方面，长安本地人，一如蜀黔一带的讲究“辣”食，而又加上“酸”。
举一个例子：长安人吃面条的法子，是把面粉滩成饼的样子，用蒸笼蒸熟（？），切成细条，然后再用“醋”和“辣子末”煮起来，结果，又酸又辣。外地人，殊难下咽。其他，也多不能为外人享用的东西！
长安的戏园子，也有几个，可是设备方面，都是因陋就简，还不如北平的天桥。
至于本地的戏都是秦腔。曾经到过北平的秦省“易俗社”，在长安市上的魔力不小。可是当地人对于自己的秦腔，并不表示怎么样热烈的欢迎，而对于西皮一簧的“京腔”，却又相当的赏鉴。不过在长安市上虽然也间或有唱京腔的，多半是来自豫省的末路角色与夫一二供职于机关上的“票友”而已。
电影院，只有南苑（院）门的一家，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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