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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一鸣惊人——邲之战 (第1/3页)
邲之战,因为战争之地泌水入荥阳称“蒗荡渠”,可写作“两棠”,所以此战又称为“两棠之役”,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战役。公元前597年,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邲之战以楚国的获胜而告终。
战争背景
春秋时期城濮之战后,晋国借城濮之威,长期称霸中原黄河流域,中原诸侯国望风影从。
楚国虽受挫于城濮,无力与晋争雄,但城濮之败毕竟属于偏师折韧,楚国精锐部队没有损失,并未影响楚国国力,楚国仍然为南方大国。楚晋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夹在两强中间的中小国家上而展开拉锯斗争,中间国家也在晋楚见左右摇摆,其中尤其以郑国为甚。城濮之战后,楚国北上受阻,一段时期转而向东发展,攻击吴越诸国。
晋文公以后,晋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626年为王子商臣所杀,王子商臣即位为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等国。随后楚庄王(又称荆庄王,芈姓,熊氏,名旅,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即位三年,不理朝政,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后经樊姬苦谏,采纳伍参、苏从建议,任用孙叔敖等良臣,兴修水利,平定叛乱,征服群蛮,国势大盛,正所谓“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继位,国力日渐强盛。楚国加快了北进与晋国争夺中原诸中小国家的步伐。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国借征伐陆浑戎部族之机,陈兵于周王畿地区,向周王室问九鼎大小轻重,流露出觊觎问鼎天下的野心,也就是“问鼎九州”。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九鼎,是中国的代名词,以及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随后楚国与晋国反复争夺位于中原要地的郑国,郑国也是难做人。虽楚庄王在公元前600年的柳棼之战和前599年的颖北之战中,先后小败给晋国大臣士会和郤缺率领的救郑晋军,但楚庄王励精图治,毫不气馁,继续多次亲率楚军伐郑。
战争起因
争郑是晋、楚两国斗争的焦点。因为郑国地处中原中心地带,离周王室近,想要称霸中原,必须要使郑国屈服,在之前的初期,郑国在郑庄公时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之后就不断衰落,成为了春秋四强国,主要是晋楚之间争夺的对象,谁能使郑国屈服,谁就有称霸的话语权,其实郑国倒向谁,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晋楚势力的强弱对比。
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在邲之战之前,公元前627年崤之战后,秦国已与晋国反目,秦国将其在攻打楚国鄀之战中所俘的楚将斗克释放,并与楚结盟,共同抗晋。晋国为保持霸主地位,也不得不在西、南二方应对秦、楚两大国的挑战。所以,楚国虽未参加崤之战,但却是崤之战的最大受益者。楚国北进中原不必再顾虑西方,宋国也诚心附庸楚国。惟有郑国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定。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战争。
从公元前608年到公元前606年的三年中,晋国四次伐郑,郑服从于晋。而从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98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从于楚。晋楚两国为争夺郑国,先后爆发了北林之战,柳棼之战和颖北之战;楚国在前608年的北林之战中击败晋军,而晋军在前600年的柳棼之战和前599年的颖北之战中,击败楚军。郑国则采取了“居大国之间而服从于强者的命令”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更大规模的邲之战。
战争经过
楚国继柳棼之战和颖北之战被晋军击败受挫后,于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再次亲率楚军围攻郑国,晋国派荀林父(晋国中军将,因荀林父任中行之将,故以中行为氏,史料中多用其大宗本家氏号,故多称荀林父。因死后的谥号为“桓”,称中行伯、中行桓子、荀桓子。春秋中期晋国正卿,中军元帅,名将)率军再次救郑,双方对垒于邲(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
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来救郑国,楚国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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