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二章 民族血泪，正义史诗（下）（为一鹿向茜加更）

    第四百零二章 民族血泪，正义史诗（下）（为一鹿向茜加更） (第1/3页)

    汤姆·汉克斯扮演的拉贝在心中痛苦地悲鸣，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能面对这样的泼天祸事镇定自若。

    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和魏特琳连夜驱车前往日苯驻金陵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和德国的国际代表出面，将草草写就的抗议书提交外交官福田笃泰。

    后者对他们颇为礼遇，但只能表示外交部门对军部完全无法约束，请原谅。

    拉贝和魏特琳心情沉重地地离开了。

    时至今日，无论是日寇的硬刀子还是软刀子，似乎都已经不是纳粹党徽和国籍可以抗衡的了。

    两人准备回到国际委员会再做商讨，韩湘林开车刚到门口，就见巩莉扮演的金女大的舍监程瑞芳急急忙忙地赶来。

    “华小姐！华小姐！”

    “瑞芳！金女大出什么事了？”

    魏特琳听着她惊恐万状的呼喊心里一激灵，车还没停稳就跳了下来，踉跄了几步被程瑞芳扶住。

    “日苯鬼子来了！是一个两百人的中队，要往学校里闯！”

    拉贝从车上下来，面色阴沉：“明妮（魏特琳），你和程舍监坐湘林的车先赶回去，不要把事情闹大。”

    “我现在就去日苯人的司令部，再。。。再寻他们的长官说说罢。”

    德国人语气中的萧索叫观众们听得心下一沉。

    所有人都知道，这两位善良的国际友人此刻经历的一切，和即将面对的一切，都何其残忍。

    魏特琳在金女大的校长办公室见到了喝茶的鬼子中佐福田永助（冯远争饰），随行有翻译。

    “你好，魏特琳女士，我是谷寿夫阁下领导的第六师团的后勤部长，福田永助。”

    女校长没有好脸色给他：“有什么话你可以讲，但请你进入学校的一百多号人先滚出去！这里是难民营！”

    福田永助哈哈大笑：“我和大日苯帝国其他粗鲁的军士不同，我是京都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者。”

    “我能安静地坐在这里同你喝茶、谈判，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吗？”

    鬼子中佐的言语不疾不徐，皮肤白净，下颌无须，看起来确实同人厌鬼憎的乖张士兵有别。

    魏特琳善良、坚强，但这位远渡而来的传教士还没有太多斗争的经验，试探道；“你要谈什么？”

    “是这样。”福田永助轻叩桌面：“战争让有些人丧失了理智，我感到抱歉。”

    “这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牺牲了很多弟兄，我们在沪上也死了太多人，大家都有情绪要发泄。”

    这位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声音沉稳有力：“在哲学上，这叫做集体暴力对个体人性的异化，把我们都变成了疯子，这很可悲不是吗？”

    魏特琳不想理睬他的歪理邪说，她不认为那些在抢劫、强健时都秩序井然的鬼子士兵是发疯。

    她强作镇定地看了看表，企图拿自己的国籍取得些谈判利益：“不要绕弯子了，我们美国人喜欢直来直去。”

    “好。”福田永助也站起身：“直观而言，金陵城在我们的统治下在逐渐恢复秩序，如果想安抚我们的士兵，城内的娱乐业就要早日恢复。”

    他的眼神像毒蛇吐信，看向魏特琳和程瑞芳：“你们金女大里，有很多妓女涌入，现在我要带走她们。”

    程瑞芳没有太多文化，心直口快：“胡说！这里没有你讲的那种女人！”

    “别误会，女士。”福田永助依旧彬彬有礼、不厌其烦地跟两人解释，这和一般的鬼子确实不大一样。

    “我们会友好地请她们出来，颁发从业证明，就像在城里发的‘良民证’一样。”

    “我们还会给她们发工资和口粮，一切都会像城破之前一样，井然有序。”

    福田永助唱红脸，他背后一脸凶相的络腮胡子小队长唱白脸：“八嘎！不要再浪费皇军的时间，否则我们的弟兄就要自己搜查了！”

    福田永助一派儒雅风度地下达最后通牒：“女士，这是命令，即便我想袒护你们，也不能违抗命令。”

    “所以，接受吧。”

    魏特琳顿时陷入了天人交战，缺乏斗争经验的她看向了程瑞芳，但后者只是一个不通文字的普通妇女，又哪里能做得了这种主。

    女传教士心中的绥靖主义抬头，无奈道：“你们。。。你们怎么能分辨出谁做过那个行业？”

    “还有，即便她们做过，只要不愿意去，你们不得强迫！”

    这相当于默认了。

    福田永助在心里哂笑，愚蠢的美国人，真的就这么信了自己。

    只不过还不待他回答，金女大校园里就响起了凄厉的叫喊，把观影者吓了一跳。

    冯远争饰演的鬼子后勤部长面色骤变：“我刚刚就讲过，你不要拖延时间。”

    “现在我的士兵情绪无法控制，我也管不了了，我们走！”

    程瑞芳突然反应过来，指着摔门而出的福田永助大骂：“华小姐，这帮畜生在调虎离山啊！”

    台下的西方观众一片哗然。

    福田永助的扮演者冯远争的表演太过优秀，他们天真地以为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的后勤部长，会是个相对讲理、风度翩翩的战争清醒者。

    直到这一刻，看着鬼子后勤部长赤裸裸的下三滥伎俩，都不禁脊背发凉，冷汗涔涔。

    导演路宽在这里安排了一个很荒诞的镜头——

    用低机位去拍摄福田永助和小队长等人在走廊中离去的场景。

    日军质地优良的军靴，在大理石地面蹬蹬作响。

    像是一步步踩踏在他们的心脏上，同金女大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嘶吼、哭喊形成辛辣的对比。

    柏林电影宫里的观影者们坐在舒适柔软的座椅上，却似乎是被踩着的侵略者皮靴下的乱世人。

    银幕上军靴声渐小，画外音传来小队长的疑惑：“阁下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弯？”

    冯远争轻笑了一声，悠悠道：“战争，终有一天要结束的，我们都要回家。”

    “如果有一天，我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亚子和千代问起战争的真相，我可以告诉她们。”

    “你们的父亲在战争中，很优雅，很体面。”

    镜头猛得上移，给到哲学系高材生福田永助的儒雅面庞，穿着风衣潇洒地上了军车。

    仿佛正发生在金女大校园里可怖的施暴，与他无关。

    很突兀地，配合着福田永助的离去，电影背景音中响起坂本龙一的《Energy Flow》。

    这段日苯国宝级作曲家的治愈系代表作品，舒缓平和的旋律与福田永助“优雅体面”的自我标榜形成声画对位。

    当舒缓的钢琴音符流淌时，画面却是他指使的鬼子手下，在金女大校园里的奸淫掳掠的暴行。

    这种极致的反差，叫屏幕前的所有人都看得毛骨悚然，又咬牙切齿。

    银幕上凸显一段字幕：

    福田永助，原日苯宪兵队长，被指控参与屠杀及组织奸淫平民，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于1947年6月被释放。

    “艹你妈的小鬼子！”一声清脆的国骂，来自《中国电影报道》的现场记者。

    却代表了现场所有华人的心声。

    而对西方观众来说呢？

    自他们从魏特琳的视角来看冯远争扮演的鬼子军官福田永助起，一直到被压抑的军靴视角践踏，再到听到这番诛心的言论。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这一瞬间，这些西方观众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日苯友人身影——

    总是西装革履，九十度鞠躬双手递上名片；

    温文尔雅，茶室中的茶道表演行云流水；

    就连吵架红脸都会边道歉边沟通，批评意见都要用“或许可以再斟酌”这样的敬语来包装。

    这些温和、优雅的身影和形象，同此时银幕画面中同样外表和风度的冯远争化为一体。。。

    西方观众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哪一张，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王小帅、杜琪峰等华语电影人，再一次拍案叫绝！

    这一幕的叙事层层递进，在冯远争这个角色身上达到了融合和极致。

    有组织地烧杀抢掠，是体现鬼子纯粹的穷凶极恶和丧尽天良；

    拉贝被蒙骗成为刽子手的帮凶，魏特琳因为绥靖主义被调虎离山，是体现鬼子的奸诈狡猾。

    而这些所有的人性之恶，在这一段冯远争扮演的福田永助身上被完美地包装，再一次蒙骗了现场的西方观众。

    当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高材生那温情、儒雅、高知的面纱被戳破，所有人才看清这些畜生，包藏在光鲜外表下的真正祸心！

    特别是福田永助最后和小队长的对话，更加引人深思。

    不乏对日苯人具有好感的西方观众，在脑海中萌生这一个割裂画面：

    一面是福田永助哼着家乡凤冈县的童谣，一脸慈爱地哄自己的双胞胎女儿睡觉；

    一边是他踩着硬质的军靴，命令自己的手下、或者亲自去拿刺刀剖开中国孕妇的肚腹。。。

    这段极其简洁、有力、高效的电影叙事，再一次令西方观众深深地叩问！

    究竟哪一张脸，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的马丁因为喜欢黑泽明，很早以前就拜读过《菊与刀》，也算比较了解日苯这个民族。

    虽然好友路宽在电影里讲的是战犯人性中极致的丑与恶，但以他的艺术造诣，还是能从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上，品味出这位华人导演更多的用意。

    什么用意？

    让沾血的武士刀与案头插花同框，让京都方言的优雅发音与拷问惨叫交织。

    将这种将日苯传统文化符号与暴行并置，彻底撕碎《菊与刀》的虚伪平衡。

    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典籍焚起业火，火光映照着墙上日苯军官“和敬清寂”的书法条幅，形成对所谓的日苯美学最辛辣的解构。

    果不其然，在冯远争饰演的福田潇洒离去后，镜头推进，给到沦陷的金女大。

    鬼子们踹开每间寝室的门，把尖叫的女大拖到走廊排成长队，用麻绳捆住站成一排。

    刺刀划开破旧的学生装，纽扣崩落在地，与隔壁琴房被砸烂的钢琴低音键共鸣。

    《女诫》典籍撕碎铺地，惨叫的可怜人被按在散落的书页上施暴。

    墨迹与血渍在宣纸上洇出诡异的梅花纹样，而墙上的“礼义廉耻”匾额正被刺刀劈成柴薪。

    凡此种种，不忍卒睹。

    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她们两人身形都高大些，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胸前，声泪俱下地嘶吼：

    “滚！滚出去！这里是安全区！”

    鬼子的暴行接近尾声，他们虽然不敢枪杀魏特琳，但临走前总要恶狠狠地甩几个耳光的。

    军车轰隆隆地驶离，伴着贼寇的狞笑在风中游荡，夜幕下殊为可怖。

    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礼拜堂的台阶前，十指深深抠进青石板的缝隙，指甲断裂渗出的血珠与台阶上未干的血迹交融。

    镜头中，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仰头望向漆黑的“历史的天空”。

    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

    “主啊，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

    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

    勒出的红痕，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

    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参加《拉里金现场》时的场景。

    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路宽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

    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

    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

    这片历史的天空，从来不曾垂怜弱者，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举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

    镜头切换，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

    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声泪俱下地哭诉：“拉贝先生，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请您救救他吧！”

    “带路！”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

    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

    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

    丈夫绝望地大吼，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疯狂地扑上前去，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当即身亡。

    拉贝看得目眦尽裂，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

    马丁·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

    他无意识地去扶，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

    从金陵陷落，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这一段，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

    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

    “她好像还活着！”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不等拉贝吩咐，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

    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她就咽了气。

    拉贝已经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

    “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师马吉回头，直面镜头。

    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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