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乘风破浪，名飞云上

    第214章 乘风破浪，名飞云上 (第1/3页)

    “给汪直平反？”

    “汪直有什么反能平！？”

    主席的皇帝还未来得及说话，就已然是此起彼伏的质问声。

    朱翊钧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伸手掏了掏耳朵，饶有兴致地看着栗在庭——有人顶在前面，他就不急着表态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平的反。

    汪直其人，乃是嘉靖年间的海贼，“号众十万，拥贼船大小千余，霸万里海域，蔽然无忌。”

    当然，这是文人特有的夸张说法，但无论如何，有明以来的海贼之首，绝对非汪直莫属。

    其人有盗道而纳部众，聚海贼以据岛屿，颇尚信而设私市。

    最关键的是，汪直跟别的海贼不一样，一门心思做生意，非但不打家劫舍，还会主动配合官府，剿灭破坏营商环境的海贼——“比有卢七、沈九诱倭入寇，突犯钱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等移檄汪直等拿贼投献，姑容互市，汪直胁倭即拿卢七等以献。”

    护航洋道，接纳夷商；安抚百姓，保驾海贸；配合官府，剿灭不法，以至于海寇信之，百姓爱之，虽夷主亦爱服之。

    嘉靖三十年前后。

    汪直背靠海道副使丁湛，广纳亡命，彻底把控了佛葡萄牙入朝海路，频繁与日本贸易往来，葡萄牙火绳枪便是以其为枢纽，由日本仿了去。

    汪直甚至在苏杭等地开设据点，经营互市——“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

    当然，汪直势力庞大到如此地步，浙江道副使这个级别就不够看了。

    肥羊嘛，定然是会被重拳出击的。

    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大败，遂遁逃日本。

    山中无老虎，汪直一入日本，人生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赫然是做起了海贼王。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浙直总督胡宗宪许诺“开设互市”诏安汪直，后者一门心思想着做生意，这才主动回国。

    当然，胡宗宪区区总督，压根没资格决定这种称王建制的反贼能否诏安。

    世宗皇帝年纪越大，越忌讳反贼。

    于是，嘉靖三十八年，入狱一年多的汪直，在浙江被明正典刑。

    直到死前，汪直还在狱中陈情，表示一生从未为非作歹，生为互市，死为互市，希望朝廷宽恕宽恕，以“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距今不过二十年的事情，还没到记忆模糊的时候，群臣对汪直的情况同样再清楚不过。

    也正因如此，方才还准备致仕的张瀚，此时情绪最为激烈：“汪直僭号曰宋，自称徽王，如此称王建制而受典刑，莫非还是冤了他不成？”

    汪直该不该杀，张瀚是最有发言权的——嘉靖三十七年廷议此事，作为兵部侍郎的张瀚，是真的发言过。

    栗在庭神情坦然，直面这位刑部尚书的不满。

    张瀚这般态度，属实意料之中。

    与王安石不同，那毕竟是前宋的是是非非，大家隔岸观火好歹能说句公道话。

    汪直就不一样了，张瀚在兵部的卷宗上，明确做过批示，言其“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

    要是给汪直平反，张尚书的脸面也不好看。

    而栗在庭面对这番质问，只肃然点头：“冤者，屈也，当初朝廷许汪直以不死，其受诱回国后，却遭枭示，岂非屈耶？”

    这话漏洞不小，立刻被礼部尚书汪宗伊抓了去：“栗部堂不要模糊其词，分明是胡宗宪用计，许以汪直不死，如何能说得像中枢许诺过一样。”

    这时，向来不议论政事的王世贞突然插话：“总督总督，总而督之，胡宗宪辖制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处大小事，难道在海贼面前还代表不了朝廷？”

    场面赫然是一分为二了，朱翊钧不由啧啧称奇。

    汪宗伊这老学究对汪直这般遁逃国外，僭越称王之人，抱有朴素的厌恶，这反应不足为奇。

    而王世贞，奔走十数年为父伸冤，可对平反之事没什么忌讳。

    再者，王世贞著《倭志》，一早就锐评过此事。

    当然，他没敢说朝廷不厚道，只把锅扔在了胡宗宪头上，恨其没给中枢说明情况——“宗宪具状闻上，然不敢悉其故。”

    并且隐晦表示，汪直冤死，使得“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

    历史太近就是这样，不好评论，大家各有各的账目，各有各的立场，自然也说不上什么公道话。

    朱翊钧余光瞥见张瀚面含隐怒，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

    见状，他连忙履行控场职责，轻咳一声：“国家大事，冤不冤的，不宜在此处讨论，栗卿不妨直言，汪直案与海运有何关系？”

    政事嘛，上价值的事往后稍稍，陈说利弊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张瀚的话被憋了回去，王世贞也默默住嘴。

    栗在庭顺势接过话茬：“回禀陛下，此事说来话长。”

    他顿了顿，斟酌言语长话短说：“臣奉命筹建福建市舶司，如今衙门、港口、航线、外藩、海商等诸多事，概已完备。”

    “沿袭祖宗成法，沿海去处，下海船只，由市舶司发放号票文引，许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旧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国进贡并装货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种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么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间，海禁多是出于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鱼，以防倭也”、“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这种临时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后，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

    这里的违禁货物在大明律中有一个名录，只有“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各项。

    显然，还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违禁外的货物，是允许贸易往来的。

    基本态度就是，海贸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乐年间，便开始“发票”，也就是登记发放许可证，才会允许船只出海贸易。

    譬如福建，将朝贡与海商出海分开管理——“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

    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

    到这里，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为官营让步，搞垄断嘛。

    基本态度就是，我知道海运很好，所以只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时期的郑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频频出海。

    但郑和之后，海贸的风向，便急转直下。

    一说此事招引倭寇，侵犯边防，一说海贸亏本买卖，劳民伤财，甚至有说朝实物完税，海贸动荡税基的说法。

    于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这些进言。

    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堪合贸易。

    等到成化年间，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立刻便是群议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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